佛教什么时候进入中国

Q1：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

佛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长期以来，有许多说法，有的甚至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有人依据《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之说，认为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知道佛教。也有人以《列子》中“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之说，主张周代已有佛教流传。另外还有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教、汉武帝时已有佛道流通、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等等，各说其是，莫衷一是。
为什么什么产生如此纷杂的说法呢？最主要还是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佛教刚传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另外，魏晋时期，佛道两教之间展开了激列的论争，双方为了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并攀附这些神奇怪异的传说，佛教徒们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笼上了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
关于这一问题，历史上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此外，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等魏晋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见当时这一故事在社会上已广为流传。
汉明求法的故事，是说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绕而行。次日会集群臣，问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见的就是佛。于是汉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佛教于是传入汉地。
这一传说故事中，有神话传奇的成份，但基本情节尚属可信，唯傅奕以“佛”为对，说明当时已有佛教在民间流传，只是未能传到宫廷而已，因此还不能作为佛教最初传入的记录。
在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中，引用了三国时魏国钱豢所著《魏略·西戎传》，关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录，并解释说“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公元1世纪时，月氏人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一个强大的帝国，并且也是中亚地区一个佛教中心。汉代许多从事经商的月氏人来华，同时也带来一些佛教经典，所以在汉哀帝时，由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播佛教，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大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通过西域，逐渐传到我国内地。wWW.JiZh:uBA.cOm

Q2：问：佛教传入中国，什么时候进入鼎盛时期？

唐代进入鼎盛时期
可以从佛教经典的翻译角度来诠释
佛教经典的汉译，历时悠久，卷帙繁复，事业庞大，是我国翻译史上最灿烂光辉的一页。从翻译年代之久远和翻译作品之庞大来说，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业。《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那时正是佛教初传中国的开始。由於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历代的译经事业
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悠久，从东汉到唐代中叶，历时八百年左右。中唐前后的这些译经事业及其成果，成为我国佛教典籍文献中的一大宝藏。到了宋、元二代，虽然也有经典的汉译，但数量上显著减少，而且所译的经典多属於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旧译经典的重译、拾遗，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影响力也较小。译经事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第一期佛经的引入，并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从西域诸国间接传来，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苏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带)，有许多佛教学僧前来中国。当时翻译所根据的佛典，大多是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的，通称为「胡本」或「胡语经典」。
汉代佛经的翻译，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来自安息国，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从经典翻译的现象来看，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
汉末三国时代的译经僧中，最著名的是来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会，他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影响极深。我国僧侣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从于阗抄写胡本的《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嘱咐弟子带回洛阳，经由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晋代译师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共译出大乘经典一五四部三○九卷，译出时间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间。竺法护在西元二八六年译出《正法华经》，於是有观音信仰的启发。
二、南北朝、隋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第二时期，译经高僧不是来自西域，而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汉文。由於诸译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逐步厘定各种义理的汉译名词用语，并且确立了特有的翻译文体。他们的文体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经典的大幅进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第三时期的译经事业，与前两期最大的不同，在於这时期是由中国高僧所主导，为佛教经典的汉译与宗派的建立缔造了佳绩。典型代表是玄奘及义净两位高僧。他们曾在印度居住十几、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无畏、不空翻译大量的密宗经典，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国人译经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此后，一直到宋、元为止的译经事业，都可视为唐代译经制度、组织与规模的再发展。
佛教经典的汉译事业为我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佛法的弘传，同时也充实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富有文学价值的佛教经典极多，如竺法护译的《普曜经》，描写佛陀的生平事迹，是一部极好的传记；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经》，就像一出趣味横生的舞台剧；《法华经》更是一部饶富文学意味的经典，采用许多譬喻故事，阐扬佛法妙义；昙无谶所译《佛所行赞》，是佛教诗人马鸣的杰作，采用梵文韵体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全篇共九千三百句，四万六千馀字，是一部长篇的叙事诗，堪称印度佛教文学的空前钜著；另如宝云译的《佛本行经》，以汉语四、五、七言格律合用，文字尤显生动精彩。综观这类佛教文学的作品中，表现出两个基本特色：一是富於想像，而善用譬喻；二是散文、韵文并用的体裁。这些特色精神给予中国文学莫大影响。
早期的佛经翻译，多属私人自行翻译，并没有一定的人众共同参与的译场组织。例如从东晋到隋代之间，就是私人相约对译，由於规模组织很小，限於人力、财力，往往只能译出小品小本的经典，并无系统可言。后来发展为公立译场，由国家广罗人才，逐渐成为专业工作。苻秦之时，道安大师在长安所主持的译场，已受国家重视。鸠摩罗什在「逍遥园」，集合僧众数百人共襄译事，这是国立译场的开始。北凉「闲豫宫」译场，设於姑臧，由昙无谶主持。在鸠摩罗什前后来华的译经大师，他们主要目的是在弘法，为了弘法的需要而翻译佛典，因此，在当时就是讲经形式的译场。
入唐以后，由於译经方式大幅度改变，参与译场的高僧大德人数大为精简，是属於专家组成的译场。唐代国立译场的制度，已渐完备，分工精细，设有译主、笔受、证义、润文等各种职掌，立有译经的规则与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需对译文进行讲解与讨论，反覆钻研，使翻译和研究相结合，促进了译经事业的更进一步发展。例如慈恩寺的译场，往往动员了好几十个译经大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翻译之时，最低限度要经过六种不同程序：资料的选择、意义的翻译、文字的记载、文字的修正，再与原典校勘，最后，还需透过文学家的鉴定、审核，才算是完整的作品。
佛教东传，历经东汉、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传布发展，逐渐深入中国社会，并与当时的社会阶层、地方风俗相互结合。随著历代祖师对教理的研究和阐述，以及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佛教在中国开创了崭新的面貌。由於有翻译的经典为依据，激起佛学思想的研究风潮，终於促成各种学派的相继成立。各学派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旨趣各有偏重，至唐朝逐步发展成为各宗派。这些宗派齐头并进，在教理的诠释上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展现无穷的活动力。正是唐朝佛教各宗派发展情况的最佳写照。中国佛教各宗派法脉相传，历久不衰。
八大宗派的传承历史、发展影响、思想特点、修持方法等等，这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八宗同时都兴盛於隋唐盛世，并且发展为中国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和隋唐的治世昌隆相得益彰，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Q3：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

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只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Q4：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无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此说源于《三国志》裴松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回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理惑论》说： “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日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四十二章经序》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袁宏《后汉纪》及范晔《后汉书》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后来则有水平七年（《老子化胡经》）、十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汉法本内传》）、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己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此外，还有汉武帝时传入说。《魏书·释老志》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说原出南朝宋王俭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帝故事》，国内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但海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信。 总之，根据信史胸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态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 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结交宾朋（多是方士），造作图谶，起码在光武诸王中是很流行的。像济南王康、阜陵王延、广陵王荆等都是。但他们制造的图谶，已不再作为“儒术”，而是当作黄老的道术；早先侧重附会《五经》，也转向了“祠祭祝诅”。楚王英对“浮屠”的“斋戒祭祀”，是这种活动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的。 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自和帝（89—105）开始，东汉王朝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统治集团的长期斗争，至桓、灵之世（147—189）达到顶点，最终导致了黄巾起义（184），东汉皇权陷于全面崩溃。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有了新的抬头。 但作为东汉官学内容之一的天人感应，包括图书谶纬、星宿神灵、灾异瑞祥，始终没有中断过，皇室对方术的依赖也有增无已。汉章帝（76—88）继明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神仙术已为皇家独享，所以也当作最高的奖赏。到了汉桓帝，更有了明显的发展。他继续楚王英的故伎，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饰华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佛教进一步被王室视作崇拜的对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这个时候已有了义理上的内容。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又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这是早期佛教禁欲主义的标准教义，在传说为明帝时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经》是译经还是经抄或汉地所撰，以及它成于什么年代，近代学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但它的部分内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现，则没有疑问。此经从“辞亲出家为道”始，始终贯彻禁欲和仁慈两条主线，与襄楷的主张全合。其中言“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与襄楷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头陀行者（苦行游方者）的主张；又言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以为“革囊众秽”，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说法。因此，汉桓帝时重新出现的佛教，已经具有了出家游方和禁欲仁慈的重要教义。但在形式上，与道教的结合比同五经谶纬的结合更加紧密。襄楷本人是奉行于吉“神书” 的，此“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即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的原本《太平清领书》。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义，主要在于论证“兴国广嗣”的正确之道。他特别提到当时的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把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说成是中国老子教化夷狄的产物。这意味着佛教处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Q5：佛教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下面是赵朴初居士著的《佛教常识答问》里有关的部分问：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答：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问：佛教最初传入的年代既是传说纷云，很难考定，为什么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明帝的求法呢？答：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 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公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78-139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问：佛教入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中，有无经由海路到达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答：我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麻烦采纳，谢谢!

Q6：佛教什么时间传入中国？

西汉末年.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方知“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魏书·释老志》）。然印度佛教正式传入我国当定限于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至于吴广深夜到驻地庙中装鬼喊“大楚兴，陈胜王”，这个庙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是当时对供奉主先的祠堂.